我国历史上有几个朝代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刻书活动，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首次大规模刻书活动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短短50年间，中原地区内外就有前后五个王朝交替、十个王国争雄。虽然全国各地军阀混战，造成频繁的王朝更迭，但五代在中国印刷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五代的刻印业比唐代大有发展，印刷规模进一步扩大，印刷地区更加广泛，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印刷的内容除佛经、佛像、历书等外，政府首次主持刻印了儒家和道家经典以及文学、历史类书籍。当时朝中有一名高官叫冯道，他在短短的五个朝代中做过四朝宰相，这使他有条件完成一项巨大的印书工程。他看到民间贩卖的书籍中独缺儒家经典，便向皇帝建议由国子监刻印儒家经典“九经三传”，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尔雅》、《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史称“五代监本”。这一次刻书活动经历了四个朝代，历时22年，开官刻历史之先河，在中国印刷史上有较高的知名度。五代另一位在印刷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是后蜀宰相毋昭裔。公元944年始，他独家出资刻印了《文选》、《初学记》和《白氏六帖》等书，开私家刻书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深远。五代的宗教印刷也很兴盛，印佛经最多的是当时吴越国的国王钱弘淑。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时，于砖孔中发现千卷左右的《宝箧印经》，卷首扉画前印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弘淑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后世于敦煌藏宝洞中发现的五代印刷品中还有大量的佛经与佛像。
我国刻书活动的极盛时期是在宋代（960～1279年），我国的文化传播事业在宋代空前繁荣。宋朝政府重视文治，改革科举取仕制度，健全了政府图书编纂机构，对古籍进行了大规模的编纂整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氛围。社会上官刻、私刻和坊刻三足鼎立，出现了汴京（今河南开封）、浙江、福建、四川等几个大规模的图书刻印中心。宋代刻书机构之多、数量之大、门类之全、地域之广、行销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纸、墨的制造及雕版技艺更为精良，优美而便于刻印的宋体字问世，书法名家亲手抄写后刻版，版式趋向规范化，开创了册页蝴蝶装的新型书籍装帧形式，书籍的刻印质量达到历史高峰，宋代刻本是历代刻本中最为精美的。中国最早的小说总集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的《太平广记》，共有500卷，分92大类。我国的类书之冠是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共1000卷，分为55门。在唐及五代，佛教印刷还只限于单卷佛经及佛像，到宋代则出现了佛经总集的刻印。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成都开始刻印《大藏经》，又名《开宝藏》，共雕版13万块，印行1076部，5048卷，费时12个春秋。这是我国印刷史上由政府组织刻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如此浩大的刻书工程堪称当时世界第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集资刻印的《大藏经》又称为《崇宁藏》，刻印于福州城外的东禅等觉院，由住持冲真大师等通过募捐、化缘集资刻印，自元丰三年（1080年）始，历时23载，共计500余函，6434卷，其规模超过《开宝藏》。坊刻始于北宋，盛于南宋，北宋蜀地费氏进修堂所刻的《资治通鉴》，南宋蜀地所刻的《三苏先生文集》、《太平御览》等也都传播天下。南宋时期是私刻活动的旺盛时期，名家名刻不断出现，著名的有陆游儿子所刻的《渭南文集》、廖莹中所刻的《昌黎先生文集》和《河东先生文集》、周必大所刻的《欧阳文忠公集》等，对宋代文学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明代是中国古代出版业发展的兴盛时期，也是中国通俗小说的大发展时期。明王朝对书业的鼓励，不仅使官刻极盛，民间坊刻也十分活跃，而最为辉煌的则是私刻。私家刻书选本精良，精雕细刻，种类包罗万象，其中通俗小说的价格最高。明代通俗小说虽然很贵，但读者是面向大众的，所以作者和刻印者在“适俗”上大做文章，请名人作序、点评，加注释、绣像。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中，除了《红楼梦》，其余三部都是明代刻印的。大规模的刻书活动，使得通俗文学作品的传播在明代出现了高潮，对明代通俗文学的繁荣影响巨大。
清代前期继承明代的特色，刻印业延续着明代的繁荣。官刻以武英殿、国子监和官书局三管齐下，而以武英殿为最，称为“殿本”。武英殿刻印图书开始大规模地使用铜活字和木活字，其中铜活字的代表作是雍正时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100部，而乾隆时则大规模使用木活字印制图书，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十五年（1750年）还彩色套印了《御制唐宋诗醇》。私家刻书更是繁盛，刻书家为保存古籍传名后世，多刊刻大部头丛书，推动了清代学术的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