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是人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美学现象。洛兹在他的《缩形宇宙论》里对此解释到“凡是眼睛所见到的形体，无论它是如何微缩，都可以让想象把我们移到它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这种设身处地地分享情感，不仅限于和我们人类相类似的生物。我们不仅能和鸟鹊一齐飞舞，和羚羊一齐跳跃，或是钻进蚌壳里面，去分享它一张一合时的那种单调生活，不仅能想象自己是一棵树，享受幼芽发青或是柔条临风的那种快乐，就是和我们绝不相干的事物，我们也可以外射情感给它们，使它们别具一种生趣。比如建筑原是一堆死物，我们把情感假借给它，它就变成一种有机物；榴柱墙壁就俨然成为活泼的肢体，显出一种气魄来，我们并且把这种气魄移回到自己的心中。”照此推理，哲人所见于物者深、凡人所见于物者浅也就平常之极。一丛小草对于我可能只是小草而已，对于你则有可能变得郁郁葱葱，到了他眼里或许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一朵微小的花对于我可以唤起不能用泪表达出来的那么深的思想。”既然一朵花都具有如此的移情魅力，那世上的其他具有美感的事物则更是如此。
移情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有着很大影响。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说：
“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外物，便浑然忘记自己的存在，不久你就和外物浑成一体了。你注视一棵身材匀称的树在微风中荡漾摇曳，不过顷刻，在诗人心中只是一个很自然的比喻，在你心中就变成一件事实，你开始把你的情感欲望和哀愁一齐假借给树，它的荡漾摇曳也就变成你的荡漾摇曳，你自己也就变成一棵树了。同理，你看到在蔚蓝天空中回旋的飞鸟，你觉得它表现超凡脱俗，一个终古不灭的希望，你自己也就变成一只飞鸟了。”法国作家福楼拜在讲述他写《包法利夫人》的经过时也深有感触地说：“写书时把自己完全忘去，创造什么人物就过什么人物的生活，真是一件快事。比如我今天同时是丈夫和妻子，是情人和他的姘头，我骑马在一个树林里游行，当着秋天的薄暮，满林都是黄叶，我觉得自己就是马，就是风，就是他俩的甜蜜的情话，就是使他们的填满情波的眼睛眯着的太阳。”在这里，由于作者在创作伊始便已经与被创之万物产生物我融一的强烈移情感受，因而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去跟着笔下出现或将要出现的形象去分享那种由移情作用产生的勃勃审美内感力。
在艺术欣赏过程中，移情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比如当自己心情不错的时候，似乎大地山河都在对着自己点头微笑，“一阵春风一阵歌，歌声飞进咱心窝”；当自己情绪不好或碰上意外打击时，风云花鸟世间万物都随着低沉的情绪变得黯淡无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读过《铁道游击队》的人来到枣庄后，心里总有股想扒上飞驰的列车一试身手之感觉。不少读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德国青年不由自主地把书中主人公的遭遇移情至自己身上，情绪变得消沉不能自拔，竟仿效书中主人公的结局自杀。可见移情这一重要美学现象所起作用之大。
另外，像写于纸上的方块汉字之所以被鉴赏家举为“神韵”、“骨力”、“姿态”和“气魄”，只是因为他在对汉字的欣赏中已经把汉字在心里所起的意象作用移到了“字”本体而已。
在进行广告创意过程中，移情作用更比比皆是。比如上海金马广告公司总裁顾成把对小说《减去十岁》的欣赏感悟在不自觉中移情到了“白丽美容”香皂上，创作出了“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精彩广告语。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陈汉元由一句“做个好梦”的提醒，想到了家乡的小溪，梦中的妈妈和母爱，即时把这一世界上最崇高无私的爱移情到“威力”洗衣机上。父母为子女操劳了一生，应该让母亲从繁重的家务活中解脱出来了。因此“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这一广告语才不仅打动了创作者本人，更打动了许许多多的消费者。金川啤酒电视广告中绿色大草原、金色燕麦和从燕麦中旋转而出的一瓶瓶啤酒，就使消费者常常会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由对这一形象的审美欣赏而移情到对这一品牌啤酒的喜爱中。
在对广告作品的欣赏中更可见到移情这一审美作用的发挥。比如广东一家广告公司为格兰仕集团做的企业形象广告就是一例。观众在通过对画面“掷铁饼者”、“大力士”、“思想者”等一个个西方古代人物造型的欣赏中，移情到该企业的系列产品品牌上，进而深切体悟到其广告语“创造生活真意义”的不易与该企业的敬业精神。再比如台湾“中华汽车”广告，观众由爸爸坚实的肩膀会移情到对“中华汽车”的信赖。“保时捷汽车”广告中在送不起该品牌汽车就送一束鲜花的移情欣赏中同样让人感悟到了该汽车如同鲜艳的花朵一样迷人，是送给情人的最好信物。因此，我们的广告人在对品牌或企业形象进行广告创意时，如能把握住“移情”这一美学意蕴，就一定会使广告作品得到消费者的喜爱，进而激起消费者较强的购买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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